材料一：

   城乡差距一直是影响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约为2.57。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83年降至1.82,。但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失，城乡差距又逐渐扩大，2012年，比值为3.1（国家统计局）。城乡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财政政策，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税费负担重，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部分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即使未来农村整体上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村内部差距、城乡差距依然不会得到改观，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这会严重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就必须实施精准扶贫。

 

材料二：

  从各地实践看，在吃透当地情况的基础上，搞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常常成效明显。而搞大水漫灌、一刀切的地方，往往事与愿违。在一些地方，市场行情没摸清，本地特点又没把握住，通过行政力量，一窝蜂地兴起养兔热、种植热，结果在市场上栽了跟头，群众不但没富起来，还让大量投入打了水漂。可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才能避免“花架子”，找到脱贫的“金点子”。

精准扶贫，关键在人，贫困群众需要自力更生，各级干部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在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之所以总是“涛声依旧”，与一些干部找不准“穷根”，却热衷于大上项目、大造声势、撒胡椒面的做法很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呼唤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呼唤一支沉得下去、真抓实干的扶贫干部队伍。尤其是作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基层组织，更要选对人、用对人，让那些懂农村、懂经营、有公心的人才为乡亲们脱贫领路。

 

材料三：

产业发展不易，扶贫产业更难。贫困地区基础薄、条件差，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生产能力偏弱。找准产业、对准人头，既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又要适合扶贫对象特点；不能过度追求“高大上”，也不能设置过高的门槛；既要考虑短期，又要兼顾长远。这需要干部沉下身、抓对方，让贫困户真正参与其中，干得了、干得起、长受益，这样的产业扶贫才能变“输血”为“造血”，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农村的事有自己的规律。当前的贫困，致贫原因多样、需求多元，靠以往“一招就灵”的办法很难奏效。一些地方提出，“家家有项目、户户有产业”，大有盲目冒进之嫌。有位基层干部坦言，县里推广黑山羊扶贫项目，有贷款、有市场，试点效果不错，可有的贫困户就是干不了。有人家里缺劳力，照顾老人、孩子抽不出身；有人家庭负担重，上学的、生病的，月月都要现钱，而养山羊1年后才能出栏见钱。因此，精准扶贫不是在办公室里规划出来的，新模式、新思路需要接地气，一户一策，把工作做实、做细。

 

 

材料四：

精准扶贫的第一个要求是，准确、有效识别贫困者对于资源的差异化需求。不同类型资源的稀缺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贫困形态，资源稀缺是所有贫困者的一般特征，而不同的个体、区域的致贫因素是有差异的，呈现出特殊性，有的是初始资源禀赋稀缺形成的，有的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一刀切”式的扶贫政策显然不能满足各个贫困人口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基于此，精准扶贫的前提在于准确把握贫困者对于稀缺资源种类及数量的实际需求，以此作为制定有效扶贫政策的依据。

精准扶贫的第二个要求是，在不同的扶贫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最优扶贫方案的判断标准要同时包含公平和效率，既要进行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也要展开以公共利益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组成的总体利益最大化，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一方面，对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来说，扶贫资源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产出的大幅增加，因此，成本收益比率往往低于合理的标准，这就需要充分考虑扶贫资源带来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扶贫资源的配置要与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对稀缺资源的需求相匹配，有效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最小化，进而趋近于成本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