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江苏公务员面试热点
1.情怀辞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情怀人士”辞职信被折腾出这么大动静，对继续朝九晚五的其他职场人是一种残忍。旅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偶尔尝一口滋味挺美，但如果想把甜点当主食，真得好好想想。
“最火辞职信”其实更像是一种精神启迪，而非可以广泛复制的行为范例。它所告诉我们的是，生活有无数种可能性，日子可以这样过，也可那样过。放下世俗的一切，抬头看一看远方，未尝不是一种美好，但绝不是说，因为这是美好的事情，其他人都应该效而仿之。网友对“最火辞职信”所表现出的艳羡和赞赏，恰恰是因为这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生活选择，太多的人无法企及，所以才显得格外珍贵。
国家培养一个心理学专业人才不易，学校耗时十年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学教师很难，学生们碰上一位能和他们心灵对话的好老师更难。如果每一位学有所成的优秀教师都如这位女教师这般“任性”而“潇洒”的离去，那我们的学校教育如何前行？又如何传承呢？当然，我们不应对每位跳槽或离职的人才都横加指责，无非只是担忧网络舆论对于这位女教师此举的过度赞誉，会产生不好的导向罢了。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或更具闯荡世界、出外打拼、寻找新的人生支点的“跳槽”寓意。在“一生坚守一份职业”已成稀缺尤物的当下社会，多一些工种选择、生活尝试和人生阅历，何尝不是现代年轻人的愿景。只是，人们在笃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同时，莫忘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警世格言。
人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人在圈子里都有自己的角色。没有交接好就任性地离去会给别人造成困扰。或许你有了职业倦怠、想在陌生环境里寻求新鲜感，但航班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发朋友圈、刷微博，收到朋友的点赞和回应，心里照旧温热，不知不觉中在隔空取暖。能否真的脱离人群，都是临行前需要提示自己的问题。
当然，说走就走的意义就在于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妄加评判。生活方式与年龄、学识、性别关系不大，只要有梦想、热爱生活就值得鼓励，成就诗和远方一般的人生。
延伸：你怎么看“任性”辞职？
2.乡愁共鸣
《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微信朋友圈热转的这篇还乡笔记，作者是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文中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那么拥挤了，但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挤压，知识的无力感变得强烈……许多网友在转发时，不忘加上“感同身受”的评价。
这是一个远比记录里所见所闻更复杂的问题。即便有1000篇还乡笔记，也难以完全还原这个在现代化之路上一往无前的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同的乡村样本，会带出各异的体悟和结论。让人欣慰的是，回乡笔记中的所思所想，竟能在“红包雨”“摇一摇”的夹击下，引来如此广泛的共鸣，正说明很多人都有“回不去故乡”的感受、都有“记得住乡愁”的诉求。
不可否认，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结构变迁，让家乡不复是“鹿港的渔村、鹿港的小镇”。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阶段像近30多年这样，有如此多的人离开故乡——这可是在一个有着“安土重迁”传统的国家。于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想象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之间，形成了一个情感的共同体，营造了一个“隐形的中国”。或许感同身受，或许一笑了之，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无论在文化、心理上，还是在伦理、价值上，变动中的秩序拷问着人们应该如何找准远方。
美国记者何伟曾用自身体验写下变迁中国的“三部曲”，在经历文化与心理的磨合后，这位“老外”感叹，在中国“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因为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都来自那些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年轻人。的确，从满怀憧憬的打工者，到满脸稚气的大学生，这些“城乡人”一次次的返乡与回城中，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用自己的欢笑和迷茫，给出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个问题，正如其书名所言——“寻路中国”。
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牵引着我们未来迈进的方向？学者梁鸿曾用记录者、观察者的角度，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追寻着梁庄这个典型的中国村庄中，村民用身体力行给出的回答。即便仍有困惑，但也不会有太多人想要回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那个“熟悉而陌生”的社会。乡村是中国的地基，但城市有中国的未来，正如春运返程的路上无数人留恋却坚定的出发，中国也只会走向更好的未来。
延伸：如何留得住乡愁？
3.上海问责警示“守土有责”
1月21日上午，上海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在内的11名官员被问责。
思想麻痹、风险意识匮乏、预案缺失、预警不力、应对失当……接二连三的失误，也让人痛心并难以接受：如此原始的踩踏悲剧，如此荒疏的管理漏洞，怎么会发生在向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之名的上海，发生在中心城区黄浦？
问责如山。然而，处分11位领导干部，并不是事件的终结。“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谁组织谁担责”的问责规矩，被诸多法律法规固化，而无人组织的群众聚集活动，仿佛就该无人担责。如果不加警觉，悲剧昨天发生在上海，明天也许还会发生在别处。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型的特大城市，任何政府打盹儿的公共区域，都可能瞬间变成安全的痛点或软肋。
上海的这一次问责，终结了“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惯例。黄浦区一、二把手全被追责免职，被指“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上海以血的教训首开先例，也给全国敲响警钟：即便是群众自发活动，政府亦无法免责。责任缺失酿成的公共管理盲区，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件而太过醒目。
延伸：你认为如何才能提高公民公共安全意识？
4.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日前，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
官，本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有许多一技之长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弃“专”从政，把专业知识与精神带入了新的领域，当然，也可能会有“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矛盾。陈延武也曾在仕途奋斗，以求实现抱负。只是，蓦然回首，发现从医之心仍“在灯火阑珊处”，毅然离开，既是追寻个人梦想，又是对身份的重新定位。
这两年，干部辞官已不新鲜。有为求圆梦辞职的，如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重返大学校园，潜心读书、观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辞职的，如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说：“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有因为工资低辞职的，如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吐槽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工作6年还靠父母接济。有不满足现状辞职的，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告别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改任珠海格力电器副总裁。
辞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气，与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批公务员赶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人才双向流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几天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并轨，更加促使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官”与其他职业间的多元选择。
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
延伸：公务员辞官对你有什么感触？
5.网络热感受“中国新常态”
梦、法、廉、赞……哪一个字，为你的2014年点睛？习大大、反腐、APEC蓝、新常态……哪一个词，为中国的2014年画像？近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活动，得到众多网友关注，成为年末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相信不少网友面对这些候选字词，会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感觉。语言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是时代进步的风向标。即便只是选一个字、一个词，也能管中窥豹，看看这一年向未来递上一张怎样的名片，为历史勾勒一张怎样的底片。而作为这一年历史的见证者，细细咂摸这些字词，更会别有一番滋味。
语言折射的，是慢慢积累的能量、慢慢发生的变化、慢慢形成的共识，是一种在变与不变之中形成的新平衡、新常态。
如若眼光转到另一个领域，在丰富而复杂的网络世界，同样能在各种流行语汇中，发现集体情绪。“失联”一词，足以唤回很多人呼唤马航客机“你快回来”时的揪心与焦灼；“且行且珍惜”虽然源于影视明星的情变，却隐含着公众对于感情与家庭的思考。而那些更生动甚至无厘头的表达，也是时代的一个注脚——如果考虑到对技术的尊重，“挖掘机”就不一定是玩笑；如果视为对创新的激励，“脑洞大开”也大有意趣。即便仍有“任性”的揶揄、“整个人都不好了”的自嘲，但在这片精彩的天地中，更多人、更多表达、更多思想，还是在向往着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是的，这些词背后，是民心民意的汇流，是时代社会的发展，是民主政治的前行。十八大之后，公众对国家充满新的期待，经过两年时间，这样的期待已经慢慢成为可感可触的现实。从改革到创新，从法治到核心价值，这些热词充满向上的活力、前行的能量，正写照亿万人民对未来的期许、对国家的自信——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民意的“新常态”？
语言和文字，堪称反映一个国家国民心理的最好文本；字、词、流行语，更可以看作是识别时代的特征。从“控”“伤不起”，到“梦”“钓鱼岛”，再到“房”“正能量”，年度字词的更迭，代表了社会关注与百姓心态的转变。读懂网友聚焦的细节、把握年度字词中的脉搏，对执政者而言，是再实际不过的改进建议和施政目标。珍视这份难得的民意畅谈录，或许能从中体悟更多治理之道、激发更大前行动力。
延伸：如何看待我国的“新常态”？
7.禁烟令能否推动公共文明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明确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这意味着，只要是“带顶带盖”的室内公共空间都将全面禁烟。
《条例》通过后，有人叫好，认为利民健康，早该如此；有人反对，认为不够务实，过于苛刻；也有人忧虑：说得挺好，能执行到位吗？不同态度的本质，是一部貌似“超前”的地方法规，该赋予怎样的定位：是“尊重现实”，对现有国民素质和习惯有所妥协，还是“走在前面”，引领、倒逼国人文明习惯的进步？
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尊重他人“免于吸二手烟的权利”，是遵守公共文明的表现。在现在这个文明日趋完善的社会中，公民公共文明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综合素质的认定；而一个国家公共文明程度的高低，则与其综合实力挂钩。毋庸讳言，在这个方面我们屡有令人惭愧的表现。许多人痛心疾首，在各种场合呼吁同胞走出国门时要注意自身形象，不要丢了国人的脸。还有许多人士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期望让国人自觉提高公民素养。这些举措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治标不治本。
对症下药，方能见实效。与其在批评中国人公民素养不高上浪费唾沫星子，不如踏踏实实做几件立竿见影的事。现在出台的北京最严禁烟条例，算是在禁烟上迈出了一步——既然方向是对的，就要做得更到位。要想提高公民的公共文明素质，改变国人的许多陋习，就必须制定有效的法规并严格执行。几年前，喝酒之后开车扬长而去，简直司空见惯。后来，酒驾入刑因为严格执行，今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成为共识。这就是管理的作用。尤其是公共文明层面的管理，其实有着扎实的民意基础，绝大多数民众都会给予理解和支持。
北京最严禁烟令要“倒逼”出习而惯之的公共文明，注定将是一场韧战。这条法律要落到实处，就一定要有严肃的执法实现习惯的“倒逼”。乐观的是，《条例》中明确了“卫生执法为主、行业监督为辅”的控烟执法模式，明确了公安、城管等部门纳入控烟执法的人员构成，并明晰了不听劝阻者的惩罚依据，与以往的一些禁烟令相比，显然准备更为充分。
文明固然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生存方式，但它的源头，通常来自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约束。大家设定一个规则，信仰之、敬畏之，而不是敌视之、对抗之，久而久之，才会下自成蹊、汇流成河，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文明。多年之后，当北京的“最严”模式复制到全国、执行到每处，当不在任何公共场所吸烟成为全体国人共同墨守的规则，回看这部“史上最严”的北京控烟条例，一定会有别样的光彩。
延伸：如何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
8.发言人不能成稻草人
云南省委外宣办公布了全省43名党委新闻发言人的电话，在他们就任第一天，半数以上电话无人接听。《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颁布一年之际，有媒体调查新闻发言人履职状况，结果同样让人失望：65%新闻发言人电话无人接听，其中两个部门的号码还是“空号”。
早在2006年9月，全国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正式建立。2009年5月，最高法明确新闻发布会实行月度例会制度，为推进司法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从记者“查岗”情况看，一些基层法院显然没有跟上最高法的改革步伐，离公众的期待尚有不小的差距。新闻发言人名单已经公布3天，居然还有法官不知道“上级报的新闻发言人是我”，更有甚者，竟然回了一句“瞎打”就挂断了电话。这样的傲慢与偏见，不仅无助于“在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之下保证审判权、执行权公平、公正地行使”，更可能进一步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法官的形象。
最高法近年来以司法公开作为司法改革的重点，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丰富公开的方式和渠道。除了新闻发言人，还相继推出裁判文书公开、网络庭审直播、设置“公众开放日”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可是一些司法人员特别是法院工作人员，仍然抱以“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应对媒体。新闻发言人三成电话不接听的现象，即是证明。
最高法有关人士表示，以后要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这在当前确实迫切，但也要防止陷入以往的培训怪圈。在依法治国的当下，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绝不能把新闻发言人武装成“太极高手”“灭火队长”，更不能让“二把刀”来应对复杂的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
公布电话，对新闻发言人和法院来说，是压力，更是责任。我们允许新闻发言人说错话，但绝不能乱说话、不说话。司法公开对实现司法公正意义重大，设立新闻发言人是其中重要一环。最高法院长周强曾指出，新闻宣传是让社会了解法院工作的渠道，是传播法治精神的载体，是促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环节。这样的告诫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必须入脑入心，着力提升业务水平和媒介素养，努力促成法院依法独立办案与舆论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面对媒体动辄“推挡压”“无可奉告”或者干脆玩失踪，这样的发言人岂不成了稻草人？
延伸：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
9.“公章瘦身”
需要109枚审批公章办成的事，如今却只要1枚。“公章瘦身”，在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里已经有了看得见的“减肥”效果。今年5月当地就曾把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打包归为“一局一章”。就在几天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见证了他们封存109枚废弃公章的一幕。而面对那些废弃公章，总理也不禁感慨：为了盖这些章，老百姓不知要跑多少腿。
随手百度一下，“公章旅行”“公章长征”等关键词下，一幅幅辛辣的漫画令人心气难平。这些年来，一枚公章难倒英雄汉，多少创业点子出得了家门过不了衙门，赢得了市场却栽在了官场。某地曾有两家产业园争抢企业来落户，一家领导下了死命令，结果24小时办结了所有手续。很多时候，不是不能办，而是不愿办——公章的橡皮里边，有油水、能养人，“谁用谁知道”。
不降门槛，创新冲不出去；不松紧箍咒，市场很难说了算。去年3月以来，中央打响了简政放权硬仗，砍掉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营改增”试水，民营银行破冰，反垄断刀刀见血……松开那只闲不住的手，比什么“强刺激”都来得实惠管用。近5个月，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井喷61%，为千万人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更告诉我们，让老百姓尝到甜头，才叫改革的红利。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恢复高考时的报名情景令人动容。有位农场的场长，拿知青们的政审说事，硬是不肯盖章。大家一筹莫展时，传来了报名不再需单位同意的消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我们早已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走向法治社会，要的就是扯断各种枷锁与束缚，万类霜天竞自由。由是，封存公章之意，又不限于打掉政府“傲娇”、方便群众办事，更体现对权利的敬畏，对公民的责任。
有过减肥经验的人，都晓得“行百里者半九十”，余下的几斤小赘肉，最难割舍。简政放权也一样。一方面，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另一方面，改掉的权力、封存的公章，还可能跳出来，增肥反弹。国家发改委一位干部就坦言，砍旧权，必须赋新责，否则官没事做，一定“没事找事”，重操旧业，干起吃拿卡要的事情来。所谓“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手腕既断，趁着未坏死，赶紧安上监管的手、服务的手、推动创新的手。
延伸：公章瘦身如何带来行政效率的提升？
10.农家书屋
新农村建设期间，不少乡镇都建起了“农家书屋”。有些“农家书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增设各类型培训班，吸引了众多村民积极参与，许多村民自觉远离赌博。但也有不少“农村书屋”疏于管理，利用率不高，几乎成了摆设，甚至有些书屋沦为“麻将屋”，恐怕有违建书屋的初衷了。
时下，多数农民都是靠电视与牌局打发时光，缺乏读书氛围，缺少读书意识。因此，办好“农家书屋”，使其真正成为农民“精神加油站”，尤为重要。要使“农家书屋”留住农民“加油”，那么，书屋的书籍选购也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多购买一些富有“农味”的图书。如内容新颖、可读性强，能够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问题的书籍。其次，“农家书屋”要适当注入“新元素”，主动迎合了村民们的精神需要。要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尽可能做到常规化。增设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如举办补习社，为农家孩子辅导作业，拓展知识；组织曲艺社、篮球队、棋艺社、太极队、技能培训组等业余文体队伍，定期组织活动，丰富了村民的文体活动生活，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保持书屋对农民朋友的吸引力。再者，要强化管理。有了书屋，如果不加强管理，书屋迟早会变成“空屋”。比如，根据实际订立开放时间，借助城里图书馆的做法，制定和完善了图书借阅制度、图书管理制度、图书归档制度、阅览室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保证书屋内的出版物不被损坏和丢失，实现书屋管理的规范化；选拔农村学校的老师、退休干部等到“农家书屋”辅导农民读书学习，确保农民能看得懂、用得上。长远来说，最好在村级转移支付中安排一定的费用，选聘一名专职管理员，以合同方式加强对书屋的管理。
总之，只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农村书屋”就能真正惠及广大农民，成为农民朋友学文化长知识、学科技奔小康的“加油站”。
延伸：如何建设农家书屋，丰富村民精神世界？
11.大学招“博士保安”
四川大学官网公布的一则招聘启事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保卫部（处）工作需要，特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管理岗位工作人员2名……”。岗位是没什么特别的，但其中一条要求却引发了热议：学历要求一栏写着，博士学位（公安、消防专业硕士学位及以上）。
大学保卫处招聘管理人员，实际上是招收高素质保安，高素质的保安，本来就需要高学历的人才去担纲。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大学保卫处招博士并无不妥。再者，大学保卫处，管理的是本科以上的大学生，招聘管理人员，当然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才，这是人尽其才，并非是人才的浪费。更何况，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每个职业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去敬业奉献，都值得人们理解和尊重。
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对保安这项职业的认同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从事这项工作的应该是那些体格健壮、四肢发达的“猛男”，不知这是社会对保安职业的轻视，还是保安职业对大学生的歧视？然而，保安，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保安在履行自己神圣职责的同时，更要为社会及用人单位提供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服务。因此，保安这项职业，也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是一名博士，要想胜任这项工作，也并非易事。如果博士在保安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为学校安保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那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呢？
可见，博士当保安，在保一方平安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一样的精彩，一样的光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体面”，而选择了平庸和碌碌无为。有的人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非常普通，今生注定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有的人认为自己做的工作太平凡，干好干坏都一样，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和成就。于是，在工作中消极应付，不思进取，因而也无一技之长，一旦面临岗位竞争，势必会被淘汰。
延伸：高学历干苦力活是否有意义？
12.政府僵尸网站
政府网站的僵尸化，其实是现代政府形式与传统政府运作方式之间矛盾的产物。信息化建设要求政府事务公开透明，政府和广义的体制内单位却更愿意人事、财务闭门运作；互联网时代崇尚交互信息，他们却下意识保存着向老百姓宣教的习惯。政府网站的僵尸化以及其他网络工具的休眠，归根结底都因为，网络表征的服务态度和政府实际服务能力脱节，网站表现出的开放姿态和政府现实的工作惯性相悖。
一些仅数人运营的网站，一年要花在维护、升级方面的费用动辄百万元。例如，北京市的《２０１５年度海淀区政府门户网站基础运维项目招标文件》显示，该项目仅要求有１名项目经理、１名技术负责人和不少于４名的“其他人员”，每年运维费用的中标金额是１２９．８万元。
政府网站的投入标准各地差异巨大，同样行政级别的网站，建设或升级改版费用相差数倍：河南南阳市政府采购中心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１日公布的标书显示，南阳市政府网站群管理系统升级改版费成交金额为３２．５万元；贵州省黔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采购成交公告显示，其州级、县级门户网站改版及服务外包中标价合计为１３７万元；东部沿海某直辖市新区“政务服务超市建设暨门户网站”改版，中标金额为１２８．９５万元。
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许多政府网站建设中的硬件采购中标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在河南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门户网站建设软硬件、应急指挥中心视频会商核心设备中标公告中，中标产品中包括计算机“启天Ｍ４３６０”，中标单价为４９５０元，而同一型号的计算机在京东商城上的报价仅为３７９９元；公告中一台多点控制器中标价为２２．１万元，相同型号在网上的报价约为１８万元，淘宝售价还不足１５．５万元。
延伸：如何提高政府网站的运营水平？
13.“提网速”“降网费”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李克强总理把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李克强当即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
网费降低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息息相关。此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他分析道，当前中国互联网流量的“指数式”增长，对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提出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李克强立刻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加快协调工作”。他说：“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
“岂止是这几个国家啊！”李克强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
一个多月前的3月5日，李克强也曾就“网速”问题作出相似的表态。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经济、农业界联组讨论时说，自己到一些国家访问时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
总理当时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应当加大建设力度。”
延伸：如何加快我国的信息化建设？
14.高额工本费
今年起我国多数商业银行不再发行磁条卡，新开户全面改用芯片卡。记者调查发现，办理或换用银行芯片卡成本不菲：首先，薄薄一张芯片卡的采购价仅8元多，但国有大银行对储户最多竟收四五十元的“工本费”；同时，以“换芯”为名，已被叫停的多种违规收费“改头换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逐步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从2015年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及重点行业领域新发行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应为芯片卡。这就是说，原有磁条卡到期后，储户必须逐步换用更高安全标准的芯片卡。
但目前，由于尚未纳入政府指导价，监管部门也没有统一标准，各地银行收取的芯片卡工本费相差数倍，银行更将“换芯”成本向消费者转嫁。“推出芯片卡的目的是堵住银行漏洞、让客户更安全，主要成本也应由银行来承担。”
专家普遍认为，为解决安全、便捷的问题，银行卡“换芯”很有必要。但金融服务不能沦为个别大银行违规收费的名目。“银行开销户、网银等业务属于基础金融服务，乱收费势必侵蚀消费者权益。”
延伸：如何降低金融及服务领域的成本？
15.听证会尊重反对的声音
现如今，很多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在进行价格调整时，往往都要进行听证，这显然是件好事。企业把要涨价的理由摆出来，各个利益相关主体表达各自诉求，或同意或反对，最终交给有关部门进行决策。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屡遭诟病，很多人都在质疑，听证会为何更像是虚假民意的“秀场”？为什么每次听证会，反对的声音都是寥寥，反对者的意见究竟有没有体现到最后的决策中？
公众的质疑不是没有根据。今年1月9日，西安召开了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29名参会人员中，只有1个人反对，更有网友曝光称里面有“听证专业户”；此前还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市民胡老太，7年间19次被随机抽签选中成为听证代表，且对涨价总是投赞成票。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相关部门刻意为之，但如此“刺眼”的数据不能不让人疑窦重重。
如何让听证会重拾公众的信任，让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落到实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点，充分尊重反对的声音。从全国各地的听证会举办情况来看，反对的声音常常占绝对少数，但少不代表没道理，不代表可以被忽视。听证会的本意就是听取正反两方面声音，哪怕像西安出租车听证会那样，只有1个人反对，这个反对的声音也应该纳入到最后的决策中。
更关键的是，充分尊重反对的声音还能传递一个信号，鼓励参与者大胆地说出真实的想法。不少听证会上，很多参会者可能会有各种顾虑和限制，不能畅所欲言，但如果尊重反对者的声音能形成风气，相信更多的参会者会直抒己见。长此以往，听证会才会重拾公众的信任，市民才会踊跃报名参与到听证会中去。
尊重反对的声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次，南京就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听证代表的意见，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最终有没有采纳都必须向社会公布理由。听证会要真能做到这一点，相信不管最终决策结果如何，都会让公众更加信服。
延伸：如何才能实现听证会不走过场？
16.让劳动者生活得更有尊严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出台，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放在首要位置，把“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放在关键地位，这是对亿万劳动者的真情呵护，体现着中央对劳动的尊重与珍视。
从劳动法的出台，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国家对劳动者的关爱从未止步；然而，当前劳动者权益保护却远非尽善尽美。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凸显出农民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权益缺失；年仅1岁8个月的湖南女孩小梦与奶奶的遗体共度7日之久，才被从长沙赶回家中的父亲发现，揭示出农民工的子女留守、老人空巢之痛；江西农民熊春根捧着断指黯然离开医院，反映出农民工缺少维权渠道的现状。这些虽然是极端化个案，却以其人伦悲情提醒人们，劳动者尤须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呵护。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劳动者权益保护不仅惠及劳动者阶层，而且事关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事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最终成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地，只有更高质量的劳动者，才能创造结构更优、效益更好的经济体，进而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意见”致力于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权益，本身就抓住了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谁还敢动辄拖欠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流汗之后再流血？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带薪休假能够落到实处，城市白领何须在公共假期蜂拥而出、自寻拥挤？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如果能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那么像以往一些极端的连环跳楼事件是否就可以不再发生？总之，对劳动者的每一份呵护，都会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能量。
延伸：如何实现体面就业？
17.公务员好日子
公务员的“好日子”与老百姓的“好日子”应该一致。出现不一致，说明这种“好日子”实质上是“坏日子”。必须进行改革，适应改革。适应不了，就不适合待在领导干部队伍。
公车不能私用了、公款吃喝行不通了、福利待遇更加透明了、靠潜规则升迁不行了……如今，一些领导干部抱怨“好日子到头了”，另外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欢呼“好日子来了”。感受不同是因为对“好日子”的定义不同。
前者所谓的“好日子”，大体是可以随意发福利，可以混日子拿钱，甚至可以靠权力寻租过得优哉游哉。现在，此类畸形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让一些习惯了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的人，感觉到日子难过了很多。对过去的滋润越是怀念和不舍，对现在的清明就越是不适应、不满意，于是生发出许多抱怨。
后者眼中的“好日子”，总体上是明规矩取代“潜规则”，官场日渐风清气正；公务员不用花精力研究厚黑学、关系学、送礼学之类的“为官之道”了；福利待遇更加规范透明有保障了；上升的通道也更加广阔了；事业上的“获得感”越来越强烈了。因为对过去的弊端深感痛恶，所以为今天的变化欢欣鼓舞。
前者所谓的“好日子”本质上是畸形的官场生态，是老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官员过上了坐享特权、以权谋私、尸位素餐的“好日子”，老百姓就会过上“苦日子”。历朝历代走向衰败的一个普遍表现就是，官员为了贪图享受奢靡腐败的“好日子”，或勒索于百姓或劫掠于商人，最终导致经济凋敝、百姓离心。
延伸：如何看待公务员日子不好过？
18.公务员职业年金制
机关事业单位将实施职业年金制度。简单说，就是在已有的养老保险改革基础上，再加上一道安全阀，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目前的规定是缴费基数不变，单位交8%，个人交4%，总体上看与企业相应制度差别不大。建立这一制度，实际上是给养老再添助力，属于锦上添花。
然而，有声音认为，公务员的工资较低，前后两次养老保险的扣除，对其负担增添太多，不利于稳定收入、稳定队伍。进而，也有人联系上所谓的公务员跳槽，似乎觉得改革逼走了干部。类似的观点不少见，比如前一阵子有人借口反腐败、改作风，指责春节之后公务员跳槽同比涨了三成。
种种说辞，细究起来，大体上似是而非。
首先，从事实层面来看，跳槽数量至今未见明确的数字统计，并且，跳槽与薪资调整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很难建立。实际上，无论反腐倡廉，还是公务员的收入合理增长，以及这次的养老保险改革，都是旨在建立更科学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公务员群体爱岗敬业，扎扎实实做好公仆的角色。相比以往的财政全包干的养老办法，职业年金更富弹性，更有利于退休后生活质量的保障。
这样的现代化制度安排，也是国际通例。西方文官制度中，对公务员的养老保障，与企业职员并无明显差别。在养老保险并轨之后，职业年金制度更进一步将体制内外的鸿沟填平。再往后，随着工资薪金的合理增进，仅就收入这一层级观察，政府与企业的工作并无太大差别，这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人事即政治。人才的流动，好比“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只有动起来，才能活起来。这次改革对职业年金的缴纳、提取、转移的规范，打通了以往可能存在的壁垒，实际上是在鼓励大家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为公务员聘任制等改革留出了空间，准备了后手。当收入与身份不再死死绑定，人力资源的红利必将充分绽放，让合适的人去到合适的位子上，摒除后顾之忧，真正沉下心来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
延伸：你怎么看公务员职业年金制度？
19.状元中学神话不再
湖北黄冈中学曾被誉为高中教育“神话”，但媒体突然发现1999年后学校再未出过省状元，2007年以后，再也没有拿到过国际奥赛奖牌。由此媒体感叹黄冈中学“辉煌不再”。
状元多是证明“神话”的唯一凭证吗？现在的状元少，能说明黄冈中学没落了吗？“有时候，黄冈市的文理科状元，也并非出自黄冈中学”的说辞，是想证明什么呢？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77 年至 2008 年 32 年间的 1000 余位高考状元中，极少出现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另有学者研究指出，绝大多数高考状元的智力水平为中等水平，少部分的智力水平为中上。除了学习上的实力外，心理素质尤为突出，这是成为状元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黄冈中学贡献状元数量的减少不足以说明没落。近10年来，黄冈文理科600分以上的考生数，与人口占比大致持平，在笔者看来，同样是教育质量的说明，如果低于才表明教育质量出了问题。此前，黄冈中学的模式就是“学生苦读、老师苦教、家长苦帮”，如今全国闻名的河北衡水中学，走的就是几十年前黄冈中学的路。站在教育的角度，人们是希望重返“学生苦读、老师苦教、家长苦帮”的老路以实现所谓的辉煌，还是希望孩子们更多地乐学乐读呢？
李政道先生说过，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做学问，而实际上是做学答，成天要学生回答试卷里的题目。现实中，对状元的争夺和奖励是背离教育规律的。有状元父母就哭诉自己的孩子不会与人相处，不知心疼父母，缺乏自理能力等等。
正如此前用状元多来神话黄冈中学不靠谱一样，如今用“近14年来未出过省状元”证明“湖北黄冈中学辉煌不再”更不靠谱。教育是一种培育人才、铸造灵魂的事业，是为了培育人才，而不是制造学习机器和考试工具。
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说，教育是对人类灵魂的引导和塑造，而不是培养高分和制造升学率。谁还在迷恋用高考状元定义学校质量？恐怕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样的标准还在挥之不去。
延伸：如何理解光环与成才的关系？
20.大学生月薪八千的期待
高校毕业生一离校就想拿八千以上的月薪，这在很多人眼里显得好高骛远，甚至产生鄙视心态。特别是在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未就业大学生居高不下的当下，能找到一个饭碗，暂且养活自己已经是件幸事，谈何更高要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没学会走就想着飞，难免会摔得头破血流。月薪超八千，即便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
其实，一味地给毕业生浇凉水倒显得有些“不地道”，即便现实再残酷，也应该允许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按照全国调查结果，有四成人对月薪的期望是8000元-10000元，在这四成人中，我们不排除真有“金刚钻”，能揽“瓷器活”者，也有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有什么资本拿八千以上的月薪。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尊重月薪八千的诉求，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期望，想想并不“犯罪”，而且在现实语境下，月薪八千所表现出的焦虑与诉求需要社会的重视。
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自己所付出的精力，说起来“都是眼泪”。在此期间，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都教育孩子好好学习，而一旦踏出校门，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儿都来了。不仅要取得生活上的独立，还要为买房、结婚、养孩子而奋斗。笔者前几天参加一个婚礼，毕业三四年后的同学再相聚，有的人已经买房娶妻，也有人还挤在城中村，为房屋要拆迁找不到住处而担忧，这种对比能够直观地反映年轻人的焦虑。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想想，也就能理解月薪八千的期待了。
月薪八千只是一种期待，我们非但不该打压这种期待，反倒应该正视其中所凸显出的社会问题。当然，梦想再美丽也要脚踏实地，在这一点上，大学生也并非只会做梦，大多数人都能看清现实，接受现实与期待的落差，努力让自己变强。换句话说，即便生活再过干瘪，也应拥有“期待”的权利，如果有一天，连这种期待都在质疑声中变弱，甚至消失了，那才是一种悲哀。
延伸：如何引导大学生就业观？
21.良心厨师
广东有一个厨师叫曾建伟，这个人干了二十年的厨师，却被饭店开除了三十次。他为什么老要被开除呢？就说他第一次被开除的事情吧。曾建伟发现，后厨的操作规程上写着：生菜要洗三次才能下锅炒，可是学徒就简单地用水一冲就直接下锅了。他赶紧去报告老板。老板说：“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呀？真要是洗 三次，第一时间来不及，第二要花多少水啊！增加多少成本呀？简单冲一下就行啦！”“那可不行，顾客吃了不卫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不干，走人。”第一次就这么被开除了。
像这种现象，所谓的潜规则，应该说在很多的餐馆都存在，也可能有很多的厨师也像曾建伟一样，一开始他们发现这种现象良心上也过不去，后来，厨师碰到这样的局面，算了，也就忍了，慢慢、慢慢也就按照这个潜规则来了。真正能够像曾建伟这样二十年坚持较真、坚持和这种潜规则说“不”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这是真正有良心的厨师。
民以食为天！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可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啊！即便现在电商那么发达，这个也可以邮寄、那个也可以邮寄，可是餐饮，你不太可能说我在网上下个单，明天什么八个冷的、八个热的、 四个烧的、四个炒的送到咱家门口来吧，总得到饭店去吃吧？可看起来红红火火的餐饮业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潜规则在流行，在影响着大家的健康，在影响着餐饮业服务的质量，靠什么来改变、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有人会说，靠惩罚、靠监管。是，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咱就不去说了。我觉得更主要的，咱们得有像曾建伟一样的一颗从业的良心啊！不但是大厨得有这样一颗良心，餐饮的经营者老板也得有这样的良心， 我们的监管者更得有这样的良心！
22.拼“颜值”社会
无论是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立足，还是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打拼，“看脸”的压力似乎如影相随。通过整容获得高颜值，人生一定可以华丽逆转吗？我们该如何看待“整容热”？上学、就业、升职、婚恋，除了外表，还有哪些素质更值得看重？
“在求职初期，高颜值带来的第一印象确实能提高求职成功概率，但颜值并不是决定因素。”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总经理石键看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求高颜值、好形象，有人甚至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频繁整容，这样的“爱美之心”显然走入了误区。
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时，不仅要“看脸”，更要“看人”。
“以我们的选人理念为例，会展行业是新兴现代服务业，与岗位匹配、有多年运营经验的人才相对较少，我们在招聘过程中首先看重的是求职者的学习能力。”石键说，除了优秀的学习能力外，亲和力也尤为重要。
“对用人单位来说，基于不同行业特点和具体岗位实际需要，对求职者素质需求不尽相同。”部分行业对颜值要求确实较高，比如演员，但这些行业在整个社会就业中所占比例很小。对大部分行业来说，评价员工的标准不是外在形象，而是适不适合行业特性和岗位需求。“归根到底，企业需要的是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人。”
说起就业市场评价标准的变化，石键说，随着大学专业和企业岗位设置细分程度加深，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更多元了，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也能用更多量化标准来评价。尽管在就业市场中，不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外在形象，但石键认为，社会评价标准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在“看脸时代”，专业水平、个人言行、性格特点等非颜值因素，仍然在就业市场上“唱主角”。
“比如我们招聘的展会策划、运营统筹、技术管理人才，都将专业技能作为更重要的评价标尺，即使是在会场引导、礼仪服务等对颜值要求较高的岗位招聘中，外在形象也不是我们的首要标准。”石键解释说，每个人对美的判断标准不同，外在形象肯定不是全部。“服务业追求的是客户体验的满意度，这来自服务人员良好的沟通能力与亲和力，这些能力远比外在形象重要得多。”
延伸：如何看待外貌对就业的影响？
23.网络词
“X丝”“撕X”“X格”……这些让人难以张口的词汇,现在堂而皇之出现在网络上、出版物上,成为一些人口中的时髦词汇。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认为,语言的更新发展不可改变,新词汇的出现不可避免,但是遣词用句应有底线,尤其是在教育、传媒、出版等领域,应防止肆意滥用粗鄙词汇,防止污染语言文字。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说,很多网络语言运用到传统媒体和书刊,成为青年人的交往用语,显示出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网络语言,有的让人一看就明白,如“给力”“高大上”等。有的随意篡改、乱用成语,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让人乍看之下觉得莫名其妙。更有的粗鄙不堪,明显超出了文化的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说,可以将网络语言分为三类:一种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如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创客”,一些词在流行一段时间后会固化下来,有的还被收录进词典。另一种是听起来比较“无厘头”,但也无伤大雅,如最近大热的Duang。很多这样的词,生命力并不强,流行一阵也就过去了。第三类就是引发较大争议的“X丝”“X格”等词语,听起来不文明,在正式场合确实不该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冉冉也表示,有人认为网络语言太多地进入日常生活,肯定会对汉语的表现形式产生影响。“不过我并不认同将网络语言的使用与‘日常生活’断然划界。网络早就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难道你说它不属于日常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副编审、诗词公号“读读写写”主持人廉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优雅的文字,唐诗宋词等都是宝贵的语言财富。时代在发展、词汇在变迁,但是追求语言的“信达雅”应该是一致的方向,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
代表们表示,语言的更新发展是不可改变的,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肯定会加入到传统语言的河流里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包括作家、媒体从业者和公务员),注意一下自己使用语言的意境和场合。”冉冉说,在正式的书面文本里,除了有特殊语境的需要,网络语言的使用都需要审慎一点,更不必说网络粗俗语言了。
蔡建国表示,对于网络语言的创制、运用与变异流行,不能彻底格式化,需要去伪存真,收弃兼顾,从源头上控制网络语言失范现象,让网络语言健康发展,成为现代汉语的有益补充。
有关人大代表和专家建议,净化语言环境,首先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示范作用。媒体在用语上要严格遵守并达到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要求,使读者在阅读、收听、观看媒体的传播内容时得到积极、正确、规范的引导。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各类媒体在语言文字规范化上的监管,制定相关制度,明确标准。第三,强化规范语文教学。很多在校学生可能正处在语言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要强化语文课堂教学,让他们对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意等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
延伸：如何理解网络热词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24.抢购日本马桶盖
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抢购马桶盖——尽管有人斥之为“人傻钱多”，但奈何消费者就是“傻并快乐着”。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你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相信消费者用脚投票的能力，就应该尊重这种“抢购”的权利。消费问题，还是需要平心静气来分析，总不能好像根本不需要试用一下人家的马桶盖，就坚信《西京杂记》里的夜壶“虎子”，早就在千百年前天下第一，而这个世界上再不可能制造出比它先进玩意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说日本马桶盖产自杭州下沙，就是来自原始部落，皆不能成为原罪。
一只马桶盖的日本自由行，起码对应着以下追问：一则，内外有别的质量标准，岂非是拿国人当傻子在先？譬如这家杭州企业，据称，在日本销售的这款马桶盖在国内没有同型号出售。客服人员表示：“这款马桶盖的生产标准完全依据日本的相关标准生产，从质量上来讲要优于国内的同品牌产品。”民间早有传闻，一些大企业往往是“拿到国内的是次等品，出口国外的是优等品”——如此。
二则，马桶盖是不是日本制造业“最后的荣光”不好说，但中国商家在马桶盖上的“粗心”与“疏漏”，在创意与创新上的历历短板，恰恰是“一只马桶盖的日本自由行”之根源。不然，中国消费者怎不去日本买冰箱彩电洗衣机了呢？
此外，马桶盖事件中，再次给出了“内需不振”的一种阐释及原委。春节期间，有多达45万中国游客赴日消费，购物消费近60亿人民币。同时，春节期间中国国内零售额增幅逐年下降，达到新低。
从宏观经济来说，自家的钱总被别人挣去不是好事；但从消费自由来看，诘责赴日游客抢购马桶盖也绝非什么善举。多动脑筋，多想办法，从细节与骨子里尊重消费权益与自由——唯有如此，中国消费者才会更爱国产货。
延伸：如何理解我国国民的盲目消费？
25.信息公开
岁末年初，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份2014年信息公开工作的“成绩单”首次集体上网“晒”，尽管范围和力度空前，但有人仍呼“不过瘾”，认为“揭短”太少，“自我点赞”太多。
大规模集中晾晒“成绩单”的本意，或正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分析的，“具有‘横向比较’意义，可以让各部门‘紧张起来’，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真正当回事。”不过，初衷如斯，能否让各级各部门“紧张起来”，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从各部委和各省的报告来看，普遍以谈成绩为主，自我揭短者寥寥。有的总结材料完全是自我表扬，甚至还给自己打了90多分。这样的集体晾晒，显然不能起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效果。
是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尽善尽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尚未真正确立。最高法公布的全国2013年度“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有九例是政府机关没有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其次，从质量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屡屡被指“粗、疏、傲、硬”，比如在“钱袋子”等关键问题上，对于政府采购、“三公”消费细化数据、征地补偿等关键信息少有提及；还有的信息公开过于粗略，连专家都看不出问题。
信息公开报告为何成了自我表扬信？原因大抵有三方面。其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立法位阶低，受到保密法、档案法等上位法的限制，导致各级行政机关对其缺乏敬畏。其二，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和公开程度缺乏统一标准，给了行政机关宽泛的裁量空间，“公开的不关心，关心的不公开”。同时，行政条例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作为公开的例外，但缺乏明确界定，使得一些部门堂而皇之地以此为挡箭牌。其三，条例虽然规定了建立健全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不过在一些地方，社会评议没有建立，责任追究形同虚设，只是上下级之间走过场式的例行考核，从而给了一些部门吹牛不上税的底气。
信息公开不能说的好，更要做的好；不能只看到成绩，更要找准问题，认真改进；不能行政机关自我评价，更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判。此次集中晾晒成绩单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有关方面应致力于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法律，增强其权威性，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公开范围和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推动“阳光政府”建设。
延伸：政府如何实现信息公开无“死角”？
26.布鞋院士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著名遥感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大教授李小文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10日下午，噩耗传来，李小文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67岁。李小文院士的家人不希望给大家添麻烦，所以一切丧事从简。
匆匆遇见，又猝然离去，因布鞋一夜爆红，因学识为人铭记……凡此种种，或许便是李小文留给大众舆论的大致印象。一位科学家，却由于一身独特的行头扮相，而成了被围观、被致敬的对象。这之后，各种挖掘爬梳，我们才知道其学术成就之可观巨大。那么，该怎样理解这个故事呢？学者的孤独落寞，意外地被消解在了猎奇的聚光灯下、追捧的点赞声里——这是幸抑或不幸？当所有人都在缅怀李小文，他们所念兹在兹的，到底是什么？
学者群体整体形象恶化的当下，李小文当然是殊为不易的“特殊一个”。无论是其朴素不羁的穿扮，还是成绩斐然的治学经历，都符合公众对“杰出科学家”理所当然的想象。甚至，在一种惯用的“对比论证”的叙事路径内，李小文索性被塑造成伫立在“无德专家”、“平庸学者”对面的伟岸形象。一言以蔽之，李小文身上，似乎总是流淌着一份古典的学人精神，闪耀着某种独特的人格光芒。只是，这仍旧不足以解释事情的全部。
德行兼备、贡献甚大的李小文，固然难能可贵，可这类人当真稀缺到，每一次出现都要引发舆论轰动的地步吗？李小文般的学者的确不常见。可这恰恰是因为，这一类人往往专注于自己的志业，以致长久游离在公众视野之外。就此而言，李小文引起网络的关注，十足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意外。也许，人们所着迷不已的，不仅仅是故事主人公的其言其行，也是这个相遇故事的本身。源于故事生发出的世俗世界与学术领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关联。
专业的科学研究，素来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之下。但，由于布鞋院士的一夜爆红，我们得以有理由、有切口，窥见科学世界的一隅。被媒体列出的一系列和李小文有关的研究成果、科学术语，尽管不被公众所熟识，却依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之于此，人们以“扫地僧”、“技术宅男”等话语措辞，来表达内心的膜拜情结。可以说，这是一种天性使然的智力崇拜，是对所谓“反智”流行病的民间纠偏。
27.重申式发文
早在1999年，国家计委就发布《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正部级每人使用面积54㎡……；2009年，国家发改委又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再次重申：正部长级别的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
如果将三份文件对比起来看，难免有一种感觉：领导办公用房问题从来就不缺“广告”缺“疗效”——三份文件在有关标准上，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差别，不过发文单位和发文时间不同而已。
很多问题都陷入类似“发文规定—干部违规—再次重申—再次违规”之窠臼。比如配备秘书问题；又如公车超标问题，1988年就出台《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和《中央国家机关汽车使用管理办法》。但多年来，文件林林总总发了不少，公车超标问题仍然常见。
常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诚然，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不过纸上谈兵。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制度不执行可能比没有制度后果更严重。因此，针对办公用房问题，关键已不在于发文明确什么标准，而在于深刻反思过去的制度为何未落地，并由此有针对性地运用智慧加以解决。
在笔者看来，《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要想不再沦为一纸空文，必须从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方面健全机制。事前方面。机关单位该建多大的房子，需要多少钱，都应事先按照规定预算好。好比一个单位只有10名干部，按照规定最多只能建100㎡的办公用房；预算由此展开，进而只给它建100㎡的预算。由此一来，“财路断了”，豪华办公楼自然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因此，针对领导干部办公房超标等类似问题，提高违纪违规成本，倒逼各级干部不敢逾越红线，形成违规就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火炉效应，已是确保政策全面落地的必然选择。“屡犯屡不究”，却一遍遍发相同公文，这样的现象不要再出现了。
延伸：如何理解红头文件滥发？
28.北大转学到技校
对于像周浩这样的大孩子而言，其实，无论是家长还是高校，都应该给他选择的机会，尊重他选择的权利。然而，在最初选择高校时他放弃了自己梦想的航空航天大学，按照父母意愿选择了北大。虽然父母让孩子上更好学校的初衷是善意的，但却没有尊重孩子选择权。其实，很多孩子高考填报志愿都是父母决定。
既不能选择自己向往的高校，也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实中不止周浩一个人，而很多孩子之所以混在高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与专业不是自己所喜欢的。
周浩转读技校虽然是极端个例，但也对我们有很多启示，比如说，家长尊重孩子选择权比什么都重要。让自己孩子上名校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心愿，希望孩子前程更好。但“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的常识，往往被忽略了。
再比如，高校应该多给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机会。众所周知，为确保上大学，学生一般会面临两种“服从调剂”，一是服从院校调剂，二是服从专业调剂。这种“服从调剂”就剥夺了学生选择权。即使上学后可以转院系、转专业，但仍然有一定门槛很难越过，比如，周浩想转入北大工科院却不容易。可见，高校限制了学生的选择。
另外，应该理性看待名校和名校毕业生。不可否认，名校有很多优势，但不等于名校适合所有孩子。最近，某清华硕士找工作遭歧视，原因就是本科毕业于一所普通高校。可见，社会上扭曲的人才观是造成很多家长迷信、崇拜名校的原因之一。
当然，周浩的选择也提醒我们更要重视职业教育。如果有一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与北大的名字一样响亮，职业教育真正受到政府和社会重视，相信有人从北大退学转读技校不会成为新闻。周浩今天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勇气打动了我们，而不是因为职业教育本身出彩，今天的职业教育仍然没有受到社会真正重视。
延伸：北大到技校对你有什么启示？
29.广告侵入教科书
一位广东网友在论坛上发帖称，自己读初一的女儿开学领到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英语课本里出现了大量广告内容，这件事在网上引发热议。教科书上打广告，是新经营模式还是在误导中小学生？
央视近日调查发现，被曝光的英语课本，144页中足有6页广告。第一页就赫然出现一份活页广告纸，密密麻麻地印着各种英语产品的宣传资料，录音带、教材讲解材料、点读笔、同步听力测试、电子教科书……从初一到初三，所有的英文课本中都存在夹带广告的情况。出版机构负责人对此事作出简短解释：教科书中的插页内容，并非广告，而是一种售后服务。而且，插页中推荐的内容也是教材。
教材“收入”广告，让人惊讶，因为这是被禁止的。早在201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义务教育教科书编印规范》就明确规定，教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容。今年9月30日刚刚征求完意见的《广告法（修订草案）》也确规定：不得利用中小学生、幼儿的教科书、教辅材料、练习册、校服、校车等发布广告。违反者将根据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严肃处罚。然而，众多广告以“打包”的方式公然“杀”进英语课本，并且一路顺风被送到了学生手中，暴露了一些人的严重失职。这种失职背后，可能藏着权钱交易的猫腻儿，顺着课本广告这条线索或能揪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项贤明表示，教材不是一般的出版物，在教育过程当中，是被赋予了特殊权威的。教材里面出现广告，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发生影响。因为对孩子来说，尤其是一些年幼的孩子他们可能分不清哪些是广告，哪些是教材上编写的内容，会对教学活动产生一些干扰。
延伸：广告入教科书你怎么看？
30.跨区域用盐
河南新郑龙湖镇一面馆老板因搬家从郑州市区带回半箱盐，却被当地盐业部门以“跨区域用盐”为由进行罚款，许多网友惊呼：“奇葩、荒诞！”“新郑属于郑州，而龙湖距郑州市区仅１１公里，这盐怎么就成了‘违法盐’呢？怎么就不能吃了呢？”
面馆老板黄先生说，他的盐是河南省盐业总公司出品的正规加碘盐，罚了２００块钱，并被提醒用完之后要买本地盐。据了解，新郑盐业公司隶属于郑州市盐业公司。给黄先生出示的罚款依据是《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跨区域用盐被罚款”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其实，这种“奇葩罚款”的根源正是政企不分、高度垄断的盐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但由于专营带来巨额垄断利益，各级盐业公司竭力强化专营体制，不少省、区的盐业公司通过地方立法来制定地方性的盐业管理条例，使垄断经营合法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而盐业的“垄断专营”体制与这种精神相背离，盐业打着“保障食盐加碘工作的有效实施”的口号，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
１８日下午，新郑市盐业局公开向社会道歉，也向黄先生道歉并退回了没收的盐和罚款，并处分了两名执法人员，表示将坚决改正。但是新郑市盐业局的道歉并不能改变盐业管理存在地区割据的现状，也不能改变“垄断专营”的本质。因此，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对盐业管理体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势在必行。
延伸：行政垄断的危害有哪些？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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