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因为保障性住房本身的原因，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大都在城市的边缘地区或者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而打工者多集中在市区，而打工者的作息时间不是那么规律，有时可能需要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开行公交交通，住了反而交通费用上涨，二是因为信息不够不对称，发布保障性住房的信息大都是在政府的官方网站，而这类网站一般人民群众的关注度不高，导致需要的人群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反而是被个别不该享受的人钻了空子;三是保障房的退出机制还不够完善，生活水平是不断在提高的，一些人可能因为换了更好的工作经济收入有所增加，却仍然住在公租房里，挤占了他人利益。

 

材料二：

   安居才能乐业，住房是件大事。随着房价不断高涨，有些人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能住廉租房，政府推出的公租房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类“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难问题。但在实施中，一些地方机械地理解中央保障房政策，一味追求完成表面指标任务，却忽视了困难群体的实际需求，让建好的公租房大面积空置。

建设中的问题不小。不少公租房选址远离城市中心，基本配套设施不健全，有的连买个菜都要倒几路公交车，更不用说教育、医疗等设施的缺失；甚至于在建设中降低建设标准，放松质量监管，导致入住后问题层出不穷。不久前就有媒体报道，在长丰县朱巷镇，镇上的小学今年推出了71套公租房。本来是挺让人高兴的一件事，可是老师们拿到房子长达3个多月，却连最基本的电都不通，迟迟不能搬进去住。试问这样的公租房如何担当得起安居梦？

 

材料三：

   公租房不仅仅是一处居所，更是人群聚集的社区，因此，在公租房的后期管理中，要注重社区文化及社会建设。在新加坡，公共组屋区设计“邻里中心”，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各类群体的需求，同时格外重视培养家庭伦理和谐，政府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在香港，当地也将社区义务工作者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义工服务机构提供了2/3 以上的社区服务。

构建一个法治化、动态化、智能化的公租房后期管理制度，既要借鉴国外经验，也要切合各地实际。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法律制度。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要求，公租房后期管理的法律法规在位阶上应合理确定，以起到相应的法律效果，内容上尽可能涵盖后期管理的全部事项。公租房后期管理中的矛盾及难题，包括欠租转租、入住资格跟踪以及租赁转购买等，均须用立法实现监督管理。

 

材料四：

  而让村民纷纷“上钩”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他们亲眼目睹的公租房乱象。按说，当地包括廉租房在内的公租房，有特定的目标人群，即符合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然而，去年底，当地即审计出4户廉租房户主在外地有房产，十多户有私家车（当然并不完全）。而受骗村民中，也有不少属农村户口的亲朋好友，通过花钱找“掮客”弄到了房。

甚至还有一户殷实人家，通过关系住进公租房后，却把自有的3栋私房用于出租。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发生在村民身边，因而足以让他们相信，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同那些人一样，住进房租远低于市场价的公租房。而失去了这个机会，则相当于损失了到手的钱财。或许，这就是村民们之所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