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些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公文写作中不能给予回避，而又难于表述时，就要敢于和巧于用省略来处置。
例如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收入了《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一文。此文有这样几段话，可以作为运用省略技巧的典范：
……最大的争论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
我们党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也有其他许多同志的贡献，但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摆在一起，比方说，把少奇同志的著作，恩来同志的著作，跟毛主席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就可以看出来，在少奇同志的著作中，在恩来同志的著作中，就缺少很多东西，这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将来周恩来同志的选集出版以后，大家一看就可以看清楚。我们所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
我们现在写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的批判是够严厉的。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越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所以，我们还是以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
胡乔木同志的这几段话出色地运用了省略的技巧。其中谈到有其他许多同志的著作，不能与毛泽东著作相提并论。可是只列举了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著作，而“许多其他同志”就略而不提了，省得极好；在将少奇、恩来同志的著作与毛主席的著作进行比较时，只说少奇、恩来同志的著作中“缺少很多东西”，至于这“很多”究竟指的是什么？又略而不说了，省得绝妙；在谈到不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接连用了两个设问：究竟会达到什么结果?究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用得十分巧妙，妙就妙在只问不答，让读者去思索。继而在谈及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又进一步强调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而这当时的“大局”又是什么呢？又是略而不叙了。上述这些略而不提、不说、不叙之处，绝不是作者一时的疏忽。因为“他回答你的问题时，不但能说明是什么，而且说明为什么，总要讲出一番道理”，而是使用了“出手不凡，思想内容深邃，表述技巧高超，用字遣句讲究”的公文省略之法（李琦、逢先知、金冲及、潘荣延《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人民日报1993年5月30日）。
二、对于公文表述中一些特定的内容，譬如读者一看便知的语义信息；标题中已经蕴含的内容；约定俗成或已被社会公认的人名、地名、事物名称等，也可以使用省略的技法来处理。
三、对于一些含有附件的公文，附件所涉及的内容，在正文中也往往采用省略的办法来处置。
此外，公文中的某些内容，如果在已发的其他公文中已作过表述，本公文又需涉及，则亦可采用省略的办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