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云南澜沧县拉巴乡芒东村红毛树村民小组距离乡政府驻地44公里，全村共有52户161人。前往红毛树村民小组的土路不足2米宽，记者乘坐的车辆一路擦着路边的树木驶过，极为颠簸。
经过多年扶持，红毛树村民小组已经通电，“村村通”卫星信号覆盖，但全村仍有51户村民住着简易木板房或竹片房。
记者在村里看到，有的村民住的房屋四处漏风，用泥巴糊着脸盆大的窟窿。为了防止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村民用石棉瓦压住。但由于缺钱更换，10多年前的这批石棉瓦也已经破损不堪。
36岁的村民温得福以养猪、挖菌子、种地为生，家里4口人，一年的现金收入有4000来元，其中近一半是种粮补贴。“家里的存款只有4000多元，就是政府给我两万元补贴盖房子，我也拿不出剩下的钱，贷款也怕还不起。”温得福说。
记者了解到，虽然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建房给予补贴，但是越贫困的地区、越贫困的农户越难享受，比如红毛树村民小组那些与温得福情况相似的村民，这就使得这一补助性扶贫政策陷入了“扶强难扶弱”的怪圈。
2.2012年11月16号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显示：新世纪十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70万多人。
十年来，我国把扶贫资金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优先领域，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指出：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直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动员、鼓励、引导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把自己的努力同国家的扶持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其中，智力支持对开发式扶贫至关重要。
过去十年，我国把扶贫人口集中的革命老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而未来10年，我国将把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3.当前，全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环保部负责同志在2011年6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忧心忡忡地指出 “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曾经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逐渐变成“垃圾满天飞，污水到处流”的骇人景象。与日益严重的农村污染相伴而生的是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出现在我们周围。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污染让当地人受害，同时也波及全社会，在这些地区生产的农产品无疑是有害的。
有报道称，中国已有3亿亩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受污染的粮食已达1200万吨，相当于广东的粮食总产量。有专家预言，长此下去，人类将在100年后灭绝。也许这样的担心过于偏激，但是，如果不高度重视农村环保问题，不知道一双只须花5分钱就能买到的一次性木筷，其生态价值高达100美元的差距，“温饱”过后迎来的很可能将是难以医治的“瘟疫”。联合国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已敲响警钟：“环境恶化趋势严重影响全球贫困人口的发展”。
4.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办主任宛庆丰认为，尽管当前产业扶贫中存在一定问题，但还须坚持。“扶贫切忌‘撒胡椒面’的方式，还是要通过扶持大户，带动小户，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宛庆丰说。
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扶贫政策向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适度倾斜可以，但同时要加强监管，细化企业和大户的扶贫责任。
专家建议，获得扶持的企业和大户，必须积极吸纳贫困户就业，并对贫困户进行资金、技术、市场、信息方面的帮扶和指导；政府应对其扶贫责任进行后续考察，履行扶贫责任好的，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扶持，责任履行不到位的，限期进行整改，或取消扶持资格。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到，要使产业扶贫见成效，贫困农民的素质也亟待提高。
5.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51.27%。
与那些自动涌入城镇的农民不同，周明霞是被官方主动邀请进入县城中学读书的。去年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实施了一项“山区教育扶贫工程”。今年年底前，西部太行山区将有超过4万名初中以下孩子到县城和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免费就读，周明霞是其中一个。太行山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区域之一。
在外界看来，周明霞的家乡几乎是一片净土，有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田园牧歌式生活。然而对居于深山的人们来说，这些似乎没有现实意义，他们渴望财富。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石家庄西部山区农民年人均现金收入1500元人民币以下的贫困村还有820多个。
与美国用近百年的时间弥补城市化错误不同，这项工程提前将近10亿元的资金投在山区贫困人口教育上，而不是未来的城市贫民。工程涉及6个山区县，覆盖人口达60万。“学习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大批基层官员、教师走进农民家中，动员父母把孩子送入新建的免费学校。不能考入高中的孩子，愿意学习劳动技能的农民都可以到城里的职教中心免费学习。
6.“我们那儿东边挨着乐山、南与凉山交界，一不小心羊就跑到甘洛去了，一接电话就是长途加漫游……”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支部书记骆云莲一发言，大家都笑了。得知该村2010年才通电，只有一条骡马道，村民生活不宽裕时，又感到十分沉重。“古路村的情况不是特例。”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市长陈越良说，雅安市贫困人口达23.66万人，8县（区）都有扶贫任务，贫困程度深，分布广。可西面的甘孜、南面的凉山、北面的阿坝都享受到了国家扶贫资金政策扶持，唯独雅安没有一个县（区）被纳入重点扶贫区域。而国家大部分扶贫资金都是专项投入“特困地区”和“重点县”的，一旦落选，向上要资金、要项目也会变得很难。
原因何在？陈越良认为，雅安很多地方属于沿边、城域、地域交界过渡地带，各种政策较难惠及；民族特色、老区建设等又不够突出，说白了就是几不靠，“与国家扶持区域相比，基础设施、发展质量天差地别。”
雅安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我省176县有扶贫开发任务，除去国家片区和重点县66个外，尚有110个在国家扶持范围外，其中不乏丘陵大县和平原腹地。“1/6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却没有一个县属于国定和省定贫困县，贫困群众具有分布广泛、存在隐蔽、成因复杂、消除困难等特点。”从省两会到全国两会，内江市市长杨松柏代表又一次提出“插花式贫困”。
原因何在？曾参与制定国家“十二五”扶贫规划的陈越良认为，四川各地的贫困相似度很高，差别不大，认定时难免界限不清。
7.温家宝曾三次到访的河北偏桥村也得到集中帮扶，一年中得到当地投资过亿、投资项目多达80余个，如今虽然村容村貌和“经济结构”有了巨大变化，但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不顺、致富“造血”不足的困境。
中央领导人的访贫问苦，对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但地方也要正确看待这样的探访，不能把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直接替换为对某些地方的扶贫工作的重视。一方面要警惕将过多的扶贫资源集中到少数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当前扶贫工作出现的，重短期轻长期、“重给钱轻制度”的倾向，在政府和社会扶贫资源的分配上，需要改变旧思维，探索新的扶贫理念和方法。
扶贫需要钱，但钱主要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明确，首先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比如，通过铺路修桥，缩短农民与市场的距离；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等。
无论是阜平还是偏桥村，一个共性问题即在于缺人才，很多项目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而失败。政府花了很多钱给村民买羊买牛，但最后要么是村民没技术牲畜病死，要么是市场周转不灵卖不出去。这些失败经验一再提示，扶贫要“富”贫苦地区的制度和环境、“富”农民的脑袋，而不是一时“富”了村民的口袋。
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或多数村民已经“移民”前往城镇的贫困区，要将扶贫和城镇化的进程结合起来，与其花很多钱在当地“扶贫”，还不如创造条件，让更多人进城，同时做好剩余人员的妥善安置。
8.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 扶贫在全国、全省都任重而道远。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认为，广东农村和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区的贫困程度依然相对较高。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两美元的贫困线标准，2007年，广东省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为10.3%（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00多万）、消费贫困发生率为18.6%，农村贫困人口占广东省贫困人口的89.9%。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09年，我省出台了《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帮扶全省83个县（市、区）的3409个贫困村、70多万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惠州作为全省发展的缩影，也存在着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业斌在相关会议上曾分析指出，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全市仍有428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贫困村，其中74个是省级贫困村，年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贫困人口近5万，具体分布在惠东县、龙门县、惠城区、博罗县的50多个乡镇。
“扶贫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和最让人头痛的情况就是返贫现象突出，甚至被人们总结为 ‘扶贫怪圈’：贫困-扶贫-脱贫-返贫。”从事扶贫工作11年的市扶贫办主任谢统立说，在以往的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基本实现了当时所确定的脱贫目标，但一些贫困村、贫困户却出现了扶贫工作队一走就返贫的现象。
9.几年前，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原定西县）争取了一笔亿元扶贫贷款给农民修梯田、打水窖，6年后的今天，这笔巨额资金不仅没给农民带来“福音”，反而引来当地农民、银行和村干部的一片骂声：许多农民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背上了巨额债务，银行发放的扶贫贷款大量悬空，乡村干部为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强行发放扶贫贷款……
农民缘何不还贷还骂人？记者经过深入采访了解到，当时，为争取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安定区政府采取的是“分贷伙用分还”的贷款办法，即先由各村集体修梯田、打水窖，后由乡镇、村验收，再由村干部集中收集农民印章办理贷款，贷款额按照每户农民承包土地的面积分摊。当村干部在项目验收后准备集中办理贷款时出现了问题：大多数农民都不愿签字、盖章。接受采访的农民告诉记者，他们没有见到一分钱，事先也不知道是贷款修梯田，否则根本不会同意。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说，１亿元扶贫款引来“怨声一片”，暴露出我国扶贫投入机制的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今后再也不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必然要在农村投放更多的资金，如何用好、用活这些资金，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既尊重农民意愿，又符合经济规律，真正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否则，不仅白花了钱，还让农民遭了罪，基层干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也降低了。
10.在古代，按现在的标准，贫困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中国古代有那种不理解“吃不上饭为何不食肉糜”的皇帝，但老百姓是贫困的。“五口百亩之家”的自耕农，是中国古代富裕人家的样板，按当年的产出、现在的物价算，不过平均每人每年两千元而已。广大的佃农，日子笃定过得更艰难。
普遍的富裕，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使人们普遍开始了基于社会分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市场交易又把“片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只要进入市场交易系统，各自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与别人的专业产品交换，财富总量就极为可观。在现代社会，能进入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系统的人，没有穷人。
普遍的贫穷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和一位河南果农有过一番交谈。他说，在市场还不发达的时候，他家人的劳动力用70%的时间来卖苹果，但因为生产能力上不去，日子就紧巴巴的。现在，他销售果子的时间是零，有能力提升技术和产量，生产规模扩大了，产品通过专业商人批量进入市场，日子就富裕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恐怕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从近些年观察看，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为市场而规模化生产的产品，什么地方的农民就迅速富裕起来。而市场被开拓的原因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一个是商人队伍的成长壮大。这个道理决策者也逐渐理解了，近些年的扶贫资金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改善了交通设施，缩短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效果就非常好。
11.通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目前已结束了普遍式贫困时期，进入了区域贫困和群体贫困状态，如何保持减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则更多的需要依靠行之有效的政策干预。为增强社会抵御贫困的能力，政策的制定、实施需要在新的理念指导下进行。
我国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救助制度、特困户医疗救助、农村五保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救助制度，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了农业保险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刚刚开始实施，但实践证明其对缓贫的作用是显著的，政策性转移收入已经开始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制度由于刚刚建立，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资金的供给问题、制度的实施问题以及由于缺乏对这些制度进行统筹综合考虑的机制安排，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连接，从而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没有形成一张网的合力。并且，目前农村社会安全网的资金投入是以地方财政为主的，中央虽然对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其力度并不能填补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从而造成区域间农民政策性收益的巨大不平衡。
建立社会安全网机制首先就要整合我国目前的这些分散的多头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次要建立动态的监测体系，切实掌握农村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的变化；第三要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农村风险预警机制；第四，对贫困地区加大中央对社会安全网真正运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12.胡锦涛指出，到2020年，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要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同时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坚持全社会参与、合力推进，坚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力。
1.阅读所给材料，请归纳当前我国扶贫面临的难点在哪里？
2.结合所给材料，请任选一个角度，分析如何消除贫困人口。
3.假如你是P省扶贫办的公务员，领导安排你根据省情编写一则扶贫开发的宣传纲要，请结合工作经验，写一份扶贫开发宣传纲要，只需写出要点，不必拘泥于格式。字数400字以内。
4.阅读所给材料，请围绕“城镇化给扶贫带来了新挑战”这一话题，标题自拟，角度自选，写一篇900字左右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