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可读性，就是文章有欣赏价值、能够吸引人家看下去。目前各级机关调研文章不计其数，包括各种汇编、精选、获奖文集等，其中固然不乏上乘之作，但实事求是说，可读性强的并不多。有时候，阅读某些调研文章简直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读吧，看了半天弄不清说了些什么，毫无吸引力可言；不读吧，人家毕竟动了脑筋、付出了心血，浪费了多可惜，对人家的劳动成果不尊重。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缺乏可读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我们来看看:
在结构方面，不管选题大小和内容多少，都要按惯用的“三段式”结构方法大肆铺排，人为地把短文章拉成了长文章。比如某县通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其经验可通过调研文章予以总结推广。这篇文章的结构本来很简单，第一部分介绍做法和成效，第二部分概括几条经验和启示就可以了，但作者可能嫌这样结构还不够规范、大气，后面又挂拖斗似的加上一个部分“对策思考与建议”，其实又没有多少话要说了，说来说去与第二部分的内容差不多，反而使文章显得长而空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小 题大作”。
在议论方面，不管是否需要，都像写论说文那样从论点到论据再到论证，分析得很严密、很透彻，看起来雄辩有力、逻辑性很强，但有时候纯属多余，反而使文章显得沉闷、老气。比如有篇文章介绍某市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做法及成效，其中谈到“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怎样说明这个道理呢？本来，作为调研文章，主要应依据调查得来的事实进行分析论证，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但作者似乎还嫌这些事实不够用，又大段大段地将历史上的“无为而治”和西方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某些做法搬过来作证，论据的确很充分，论证也的确很严密，但作为调研文章，是否有这个必要呢？
在建言献策方面，不管是否对路，是否有充分的材料依据，都在题目上戴上“对策”“方略”“战略构想”之类的漂亮的大帽子。当然，如果文章的确够分量、思想容量的确较大、决策建议的确够水平，戴这样的帽子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但有些文章，仅就某一件具体事情“叙”和“议”，戴这样的帽子就不太合适。比如某篇文章反映部分中学生辍学打工的问题，呼吁学校、家长、主管部门予以重视和解决，难道非要冠之以《关于制止中学生辍学打工的对策构想》吗？有的作者在构思文章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内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决策建议的分量与质量，而是形式上的表现，如对策之一、对策之二、对策之三等等，好像有满肚子的对策用不完，细细一看却不过如此。其实，只要内在的质量过得硬，冠什么名称并不是太重要。还有一些文章喜欢拼凑，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这个结合那个结合，比如处理好深与浅的关系、重与轻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重点突破与兼顾一般相结合等等，看似博大精深，实则毫无新意，看不出对决策对实践有多大用处。实实在在地说，简洁明快地说，不是更简单、更管用吗？
在语言表达方面，不管自然不自然、生动不生动，总是很认真地、像绣花一样细致地推敲文字，好像生怕哪一个提法不合规范，哪一个句子不合语法，哪一个词用得不准确。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如果因此而使文章变成文绉绉、干巴巴的书生腔，读者根本不愿意看，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比如这样一段话:“优化农业结构，亟须引导农民充分认识传统农业结构的种种弊端，充分认识发展效益农业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充分认识优化结构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现实意义，藉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段话在语法上找不出任何毛病，但看上去给人以咬文嚼字、死气沉沉的感觉。如果换一种说法：“调整农业结构，要引导农民算好三笔账：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对比账”，优化农业结构的“效益账”，发展高效农业的“致富账”，使农民受到启发和鼓舞。”这样一说，就显得生动多了。这里还必须指出：在衡量调研文章可读性的诸要素中，语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的《寻乌调研》《兴国调查》等篇章，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还喜欢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语言生动鲜活、朴实自然，有人物、有故事、有群众语言，所以有很强的可读性。由此看来，我们真的用不着把过多精力放在咬文嚼字方面，用不着刻意把它做成一篇“高大上”的文章，放松一些、自然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根据调研主题和内容表达的需要，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群众语言，增加一点“泥土味”；可以运用有关典型事例或精彩故事，增强一点生动性；可以运用自己喜欢的语言、说真话实话，增加一点新鲜感和个性色彩。下面这篇例文，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