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村霸”之中不乏能人，有的依托家族势力，有的背景复杂。有的在村干部选举中，采取贿赂或者暴力威胁、恩威并施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为害乡村；有些地方黑恶势力横行，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有的乡镇干部视而不见，有的还成了后台，使“村霸”更加猖獗。对恶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个体村民显然无法也不敢抗衡。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农村基层治理虽然难，但没有捷径可走。面对“村霸”只有利用法律严厉打击，构建更加完善的惩治、教育、预防、监督、服务等多元职能，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不留“真空”地带，公安部门要对日常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作出依法及时处置，坚决铲除“村霸”毒瘤。

 

2.农业立法工作的总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津法规。一是要根据各地实际，围绕村民自治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配套,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村规民约及其他规章制度，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二是要加强和完善土地、矿产资源、水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增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加快农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为我国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进一步深入建设提供保障。三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村庄规划、村容整治、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事业、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发展。四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条件还比较落后，相关立法也十分薄弱，因此要加快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保障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

 

3.制定并完善包括村规民约、议事制度、财务制度、公开制度、监督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村级管理制度，使农村基层的法治建设工作能够符合当地的实际需求。如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以农村“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为例，市委市政府可通过制定“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以及“农村集体资源管理制度”等举措来保障农村“三资”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在监督制度方面，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从而促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充分履职、正确履职和有效履职。制定并完善村级管理制度的意义，在于使村干部能够按规章制度办事，促使权利与职责明晰化、监督制度民主化，以此推进基层农村的党风廉政建设。

 

4.

　农村改革如果于法无据，不仅会影响各项举措的合法性，更可能因为失序而损害到亿万农民的利益。现实中，不管是“被征地”还是“被上楼”，甚至是“被返乡”，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因为话语权较弱而处于利益受损的弱势一方，更不用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样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了。在农村改革中，农民作为改革的主体，更容易受到来自资本、来自市场、来自权力的挤压。这一特殊之处，要求农村改革想在前头，以法治兜底，为农民利益、农村发展保驾护航。

　　有人曾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先例，农村改革更是需要“从看似无路中走出路来”。类似土地承包、流转等，放眼世界也难找借鉴。这使得农村法治建设尤显艰难，也还存在失位、缺位、错位。以土地流转为例。在农村调研时，有村干部很苦恼，土地流转之后种粮补贴发给谁？是真正在“种粮食”的承包者，还是已经离开了农业生产的流转户？而类似土地承包期限较短，承包户不敢也不愿投入；少数地方为完成指标，强制、强迫进行流转等现象，都需要借用法治的力量进一步规范。可以说，依法治农，其实更是依法富农、依法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