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社会开始出现不同的阶层，社会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利益诉求以及社会地位、心理观念也出现明显且剧烈的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正常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分化与不同却形成了某种对立的局面，这一方面因为分化本身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机制的问题，阶层之间的地位、利益差别呈现固化的趋势。社会各阶层之间既缺乏必要的相互理解、同情与尊重，也缺乏交流、沟通与融合的平等平台。

比如在本次事件中，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行之已久的户籍制度造成，而这种户籍上的区别逐渐变成地位、福利、机会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并进而被贴上“特别难缠”之类的群体标签。改革户籍、城乡融合是趋势，但是农村人不信任城市人，城市人歧视乃至驱逐外来人，确实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小到一起偶发事件，大到一些城市的公共决策，背后都若隐若现着这种对立排斥的影子。

 

材料二：

   在我们把改革的目标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随着连续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也起了重大的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按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十大阶层。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5个阶层可以和原先的社会阶层还对得上号以外，其余5个阶层似乎都是“崭新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在上述十大阶层之外，其实还有“农民工”这样的“两栖型”的特殊新阶层，这就是所谓“中国国情”了。

按照社会学的阶层理论，看一个社会阶层，要看其经济收入、还要看其职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层意识。计划时代，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尽力淡化阶层意识的，“工人老大哥”、“农民兄弟”的称呼以及“劳动人民”的统称，就使这两大阶层显得很近乎，而知识分子乃至知识青年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总的发展方向则是“解放全人类”。

 

材料三：

  我们今天要说的“教育分层”是西方意义上的分层，具体点说就是美国教育的那种类型的分层。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背景知识——什么叫阶级社会？真正的阶级社会是我们在印度看到的种姓社会，或者英国看到的贵族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阶级是由一个人的血缘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财富状况和社会地位决定的。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和自由的浸润，欧美那种血缘观念上的贵族开始消逝，但是社会的分层结构却一直流传至今。

举房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城市的房价也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的房价分布趋势基本上是从市中心到城乡结合部缓缓下跌的，一环、二环、三环……一级一级往下降。可是在美国却是断崖式的下跌，可能穷人区富人区仅仅隔了一条马路，但是房价却是一个天一个地。比如硅谷的核心区帕拉阿图（就是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城市），它的东边还有一个城市叫东帕拉阿图，两个城市是紧邻的，中间只隔了一条河，大概是15米宽，但是两个城市的房价却是一个天一个地，住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帕拉阿图住的基本都是富豪，比如Apple的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等，而东帕拉阿图住的却基本上都是社会的而最底层百姓。这两个城市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人不一样！尤其是培养下一代人的资源不一样。

 

材料四：

   从区域比较情况来看，北上广三地新社会阶层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从家庭收入来看，上海的新社会阶层收入最高，接近37万元，北京次之，大约是26万元，广州最少，在20万元左右。从新社会阶层资金流动性方面来看，新社会阶层借贷行为发生的比例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负债比例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借贷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比例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大约是1%以上。

　　在就业稳定性方面，新社会阶层就业稳定性比较低，工作变动非常频繁，根据社科院的调查结果，三地有53%的人表示以前换过工作岗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37%，有11%和7%的人表示更换过两次或者是三次工作，而且从未来的职业规划来看，很多受访者表示未来两年以内有打算找一份新工作或者创业的想法。